紫荆花开十年，七一特别纪念

——成功不易，吾辈当努力

回顾这十年的历程，曾荫权想起不久前他去北京接受第三届特首的任命时，温家宝总理对他说的一句话：“香港这十年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 “香港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永不言败。”永不言败，既是对香港而言，也是对港人而言。港人中的精英，他们孜孜不息的奋斗精神，他们对成功的渴望与执着，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去领会。在此七一香港回归10周年庆典之际，本文特辑香港五个有影响的成功人物的人生经历，以资纪念。他们分别为：香港现任特首曾荫权、香港首富李嘉诚、永远怀念的霍英东、来自香港的星爷——周星驰和香港巨星刘德华。

                                                 ——惠邦律师

香港现任特首曾荫权：未戴四方帽，也曾自卑和遗憾

与其他港产高官不同，曾荫权出身贫寒。父亲曾云是一名警察，收入低微。曾家五子一女与父母，一家八口，20世纪50年代居住于香港荷里活警察宿舍。由于是家中长子，曾荫权很小已经要打工帮补家用。

出身警察的父亲崇尚“藤条”教育方式。作为家中老大，曾荫权经常会成为父亲责打的对象。在他的记忆里，童年几乎每周都会被打一次。

“我记得小时候无知，买错了隔夜面包，又给爸爸打一顿。有次他吩咐我买豆腐，我不懂得，买了回来发现是馊的，又要挨打。”曾这样对香港媒体回忆说。

但藤条下的教育，无损曾荫权对父亲的敬爱。父亲对他们的教育，除了言传身教外，最重要的一笔就是要求他们记周记。当时曾云长期驻守偏远的粉岭，要求曾荫权和二弟每周写一篇周记，留待自己周末回家批改，以了解孩子们的学业和生活情况。这为曾氏兄弟打下了良好的语文基础。

另一位对曾荫权影响很大的人，是香港华仁学院的穆嘉田神父。这位曾荫权最尊敬的老师对学生要求极高，常常因为学生的一点纰漏大发雷霆。他曾在课堂上朗读曾荫权的英文作文，狠斥他文法错漏，并将他的作文簿掷在地上，吐口水羞辱。这种严厉的做法，让曾荫权印象深刻，养成了其日后写作行文严谨的习惯。

两位对曾荫权影响至深的人都性格暴烈，曾荫权的火暴脾气也是公开的秘密。

在他出任财政司及政务司司长等高级职位时，在内部会议中，曾如果与他人意见不合，也会拍桌子，掷毛巾。多次与曾荫权争论西九龙问题的文化评论人胡恩威直言，曾荫权为人喜怒形于色。

现在每天上班前，曾荫权会顺道到香港中环花园道若瑟堂祈祷。他说，在祷告中会祈求天主赐他谦逊，因为他自幼霸气，在争论中喜欢“死都拗翻生(嘴上不认输)”。

中学时候的曾荫权成绩只算普通，会考的十一科中，还曾经有中国文学及历史不及格的成绩。

因此他仕途一路亨通之后，和青少年学生对话时，也鼓励他们不要因为一时的成绩或一次考试就丧失信心。

预科毕业，曾荫权被香港大学建筑系录取，但由于家庭环境拮据，身为家中长子，曾荫权放弃升学的机会，20岁便投身社会。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辉瑞药厂的西药推销员，后于1967年考取二级行政主任职系，加入政府公务员行列。

“初入政府做事，同事互相询问是哪间大学。问到我，我只能说：我未读过大学。”曾荫权回忆起昔日情况，毫不讳言当时身边多数同事都戴过“四方帽”，令他觉得自卑，以后他很少提及自己的学历。

不过，曾荫权的自卑与遗憾，终于在他的不断努力下化解。1980年，世界知名的美国哈佛大学，首次招收香港政府高官入读一年制培训课程。曾荫权虽没有学士学位，却经上司推荐报读。初时，校方质疑他的入学资格，直至看过他的工作履历后，终让他顺利入学。他最后取得九科优的优异成绩，成为哈佛的公共行政硕士，也是首位毕业于哈佛的香港政府高官。

(2005年05月25日 中国新闻周刊)

香港首富李嘉诚：善于观察与思考，推销有术 17岁荣升业务经理

做了一年的钟表匠后，16岁的李嘉诚突然又辞别舅父庄静庵的钟表店。天生喜欢挑战和进取的李嘉诚，选择了五金厂当推销员。

勤奋努力的李嘉诚，以他少见的毅力，每天工作16小时之后，仍不忘坚持自修。第二年，李嘉诚在一间五金制造厂和塑胶裤带制造公司当推销员，开始了香港人称之“街仔”的推销生涯。

最初，李嘉诚每次向客户推销产品之前，心情也十分紧张。所以他总是在出门前或者在路上把要说的话想好，准备充分，并且练了又练。渐渐地，李嘉诚发现自己推销有术，他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李嘉诚认为，在从事推销工作的时候，自己必须要充满自信，且又十分熟悉推销的产品。要尽最大的努力，设法让用户感到你的产品是廉价而且优秀的。并且，最重要的是，要时刻注意客户的心理及其变化，时刻使他们有兴趣听自己讲述，而不认为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

实际上，只有17岁的李嘉诚，仍长着一张让成年人无法信赖的孩子脸。但聪明的李嘉诚，总会预先告诉客户他的年龄，再加上他那让人信赖的诚实目光，就使李嘉诚无往而不胜。

很快地，最年轻的李嘉诚的推销成绩遥遥领先，成为公司的佼佼者。

李嘉诚到五金厂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白铁桶的推销。当时，推销的对象集中于卖日杂货的店铺，李嘉诚一入行就感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于是，李嘉诚采取避实击虚的直销方法去进攻。

他首先看准酒楼旅店是白铁桶的“吃货”大户，就集中精力对这些堡垒进行攻坚。

当时，推销员到酒楼旅店直接推销的不多。但精明的李嘉诚发现利于直销的两个条件：一来直销价格比酒楼旅店到市场去买要便宜，二来送货上门节省了客户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李嘉诚这一招轻而易举获得成功。有一次，李嘉诚在一家旅店，一下子就销出100多只铁桶，销售业绩十分惊人。

此外，李嘉诚对家庭散户又作了研究，他发现，当时高级住宅区的家庭大多使用铝桶而不是白铁桶。于是，李嘉诚就掉转矛头把目标瞄准中下层居民区。

但即使是中下层居民区，一户家庭，通常也只使用一两只铁桶，潜力远非酒楼旅店可比。然而，家庭散户又有一个酒楼旅店不能比拟的优势，积少成多，加起来的数量也会很庞大的。如何占领这一分散而又不可忽视的庞大市场？李嘉诚开始时一筹莫展，他苦苦思索着。

有一天，李嘉诚看见几个老太太围坐在居民区的椅子上择菜聊天，突然觉得茅塞顿开，便心生一计。他将进攻目标锁定在老太太身上，专找老太太卖桶。他这样盘算：只要卖动了一只，就等于卖掉了一批。因为老太太都不上班，喜欢串门唠叨，自然而然就成了他的义务推销员。这一招又大获成功。

一次，有一家刚落成的旅馆正准备开张，李嘉诚的几个同事领功心切，抢先找到旅馆老板，不料皆碰一鼻子灰，无功而退。原来老板有意与另一家五金厂交易。

李嘉诚迎难而上。他并不急于见老板，而是先与旅馆的一个职员交朋友。然后假装漫不经心地从那个职员口中套知老板的有关情况，以选择突破口。

那个职员谈到老板有一个儿子，整天缠着要去看赛马。老板很疼爱他，但旅馆开张在即，千头万绪，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儿子。

职员是当做趣闻说起这件事的。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李嘉诚感觉他已经找到了打开老板闭门拒客的钥匙，他让这个职员搭桥，自掏腰包带老板的儿子去跑马场看赛马。老板的儿子玩得兴高采烈。

李嘉诚的举动令老板十分感动，不知如何答谢才好。

于是，他就爽快地同意从李嘉诚手中买下380只铁桶。

李嘉诚成为五金厂一等“英雄”。

但是在另一次推销遭遇战中，李嘉诚却败下阵来。

那天，李嘉诚和推销塑料桶的老板在酒店不期而遇，这一次对方轻易获胜。这一失败，使李嘉诚看到了镀锌铁桶的穷途末路以及塑胶制品的蒸蒸日上。

那一晚，李嘉诚辗转难眠。他分析了失败的原因：塑胶制品易成型、质量轻、色彩丰富、美观适用，还是木质和金属制品的替代物，发展潜力巨大。

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李嘉诚毅然决定加盟塑胶公司，进入这个新兴的塑胶行业。

在五金厂辞工时，李嘉诚对老板说明了当前的形势，并建议他：审时度势，要么转行做前景看好的行业；要么就调整生产门类，尽量避免与塑胶制品冲突，塑胶虽用途广泛，仍不可替代一切金属制品。

一年后，这家五金厂转为生产系列锁，一度奄奄一息的五金厂，焕发出勃勃生机。后来，老板遇到李嘉诚，欣喜地说道：“阿诚，你在我厂里，我就看出你是个不寻常的年轻仔。你将来准会干出大事业牎”

香港是接受新事物最快的地方。香港没有传统工业，它与世界有广泛的联系，能够迅速地引进适宜在本地发展的产业。最初的塑胶厂屈指可数，但很快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因此，李嘉诚以他超前的眼光，看好了塑胶发展的美好前景，再加上塑胶公司老板真诚邀请，他决定再跳槽。

李嘉诚小小年纪就掌握了经商的秘诀，他对推销工作已经有了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摸清市场动向，建立销售渠道，广交朋友，才能做好生意。

李嘉诚推销商品不是靠高谈阔论，而是注重市场和居民中使用这种产品的情况。李嘉诚把香港划了很多个区域，每个区域的居民生活情况和市场情况都记在一个小本上，只要产品一出厂，便知道该送到什么地方去。因此，李嘉诚经过一年的努力，他的推销额远远地超过了同事们，得到老板的赞赏。

在塑胶公司，李嘉诚主要负责推销新型产品塑胶洒水器。有一次，李嘉诚走了几家客户，都无人问津。这一天上班前，李嘉诚就来到一家批发行，等职员上班联系洽谈业务。这时，李嘉诚看见清洁工在打扫卫生，他灵机一动，就自告奋勇地拿出洒水器帮清洁工洒水。这样做，李嘉诚期望遇到提前上班的职员，让他们能亲眼看见洒水器的好处，眼见为实，有了实在的感性认识，洽谈起来才更有说服力。果然有职员提前来到，碰巧还是负责日用品器具的部门经理。结果，李嘉诚很顺利就达到目的，该经理很爽快答应，愿意经销这种塑胶洒水器。

由于李嘉诚做出的成绩在职工中非常出色，老板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因此，在李嘉诚刚满17岁那年就被提拔为业务经理，统管产品销售。时隔不久，又晋升为总经理，全盘负责日常事务。李嘉诚成了塑胶厂的台柱。

小小年纪的李嘉诚之所以能有今天如此大的作为，是因为他有着一股永不服输的执拗劲。有一件事就表现了李嘉诚永不服输的个性。

有一次李嘉诚去酒楼推销铁桶，遭到老板毫不客气的拒绝。李嘉诚沮丧地走出那家酒楼。离开酒楼不远，李嘉诚站住了。他不是个轻易认输的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又回到酒楼。一见老板，李嘉诚抢先说：“我这一次不是来推销铁桶的。我只想请教，在我进贵店推销时，我的动作、言辞、态度等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请您指点迷津。我是个新手，您比我有更丰富的经验，在商界您已经是个成功人士，我恳求您的指点。”李嘉诚虚心而坦诚的求教精神和真诚的态度感动了老板，老板立即改变拒人千里之外的冷冰冰的态度，向李嘉诚提出宝贵的忠言和批评建议。老板也不忍心为难这位真诚的年仅十多岁的少年。他立即收回成命，与李嘉诚做成了这桩生意。

李嘉诚这一招可谓是一石二鸟，一箭双雕，既学到成功人士的经验，又做成了生意。

他深信，能从老板那里学到许多制造塑胶的技术和经营经验。当推销员的日子，他每天工作16至20小时，他很谦虚地向老前辈们学习，又开始了他的塑胶市场调查和分析，把每天工作中遇到的事，或发现了什么新的信息，记录下来。他在塑胶公司的工作期间积累了一些经验后，他又有了新的打算。他如实地告诉老板他的想法，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他打算自己也办一间塑胶厂。

就这样，李嘉诚怀着愧疚之情离开塑胶公司———他不得不走这一步。这是他人生中一次重大转折，从此，他迈上充满艰辛与希望的创业之路。

《首席执行官》 日期：2004-02-13

永远怀念的霍英东：从穷困潦倒到亿万富豪

　苦难的童年

　　霍英东原籍广东省番禺县，1923年5月10日，出生于香港一个水上人家。祖父霍达潮，曾拥有大风帆船，来往于省港澳之间，从事货运生意。但当霍英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家境已相当困难，全靠父亲租船驳运货物维持生活，入息不多，生活艰辛，他们全家穷得连鞋都穿不上，无论寒冬酷暑，都是赤脚行走。有一次过旧历年，他父亲第一次穿双新鞋上街，在小摊档把鞋脱了，蹲在凳上吃粉，吃完双脚落地便走。回到船上，才发现竟然没有把鞋穿回来，因为向来没有穿鞋的习惯。

　　那时没有天气预报，水上人家生命毫无保障。霍英东的两个哥哥就在一次台风中沉船丧生，一个5岁，一个7岁。他的母亲幸被叔父救起，但不久他的叔父也在风浪中翻船淹死。大约是在霍英东7岁那年，父亲患病不幸去世，年仅40多岁。因为染病时间很长，天天用中草药治疗，把本来就很有限的一点钱都花光了，死后只草草地埋在青衣岛上。

父亲去世以后，霍英东一家生活更加困难了。那时，他还有一个9岁的姐姐，一个5岁的妹妹，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他母亲身上。

　　母亲是一位顽强、刻苦、勤奋的人，在那多灾多难的日子里，她没有被生活的重压折服，而是挺直腰杆，辛苦操劳，把丈夫遗留下来的驳运生意继续经营下去。这驳运生意就是与外海的货轮接洽，代它们把货物用小舢舨运到岸上来。当时接运的主要货物是煤炭。霍家自己没有驳船，从轮船货主那儿把生意接下来，然后分给舢舨客驳运，从中赚取微薄的佣金。因为霍英东父亲在世时人缘很好，母亲又豁达得体，多数的货主和舢舨客都颇为同情这一家孤儿寡母，日子倒也还能勉强维持下去。

　　霍英东的母亲虽然自己目不识丁，但希望自己的儿女知书识墨。大约在霍英东6岁那年，便由别人背着去拜师启蒙。接着在帆船同业义学就读，那是免费的，他家住在船上，随处漂泊，上课很不正常，有时放学后连船也不易寻找。到第三班时，转入敦梅小学。这间小学是要收费的，其中有一个免费班，但仅招收30人。学生要作一篇文章应考，霍英东还是考上了，而且在录取的名字中，第一个便是他。后来，他又转读皇仁书院。书院的学制是倒过来从第八班开始的，相当于初中一年级。那时，书院的第八班，共招三个班，每班30人，但大多数是经过老师、家长及各种关系介绍入学的，真正通过考试录取的不足10人。应考时也要求作一篇文章，霍英东也是第一个被录取了。

　　霍英东在校读书很是勤奋，成绩总是排在前几名。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读书十分专心，总是不甘落后，偶有成绩落在第三名以下，自己便觉脸红。”在皇仁书院，霍英东算是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除了完成学校规定的学业之外，他还广泛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如《金银岛》、《鲁滨逊漂流记》等。那段日子，他的生活是相当艰辛的，因为皇仁书院学费很高。为了省下一点钱，霍英东常常不坐电车，花半个钟头急步上学。在学校里他最喜欢的课外活动便是踢球，大概因为他当时身体比较瘦弱，想炼出一副强健的体格。不过，他不敢踢得太久，总是匆匆地踢三几十分钟便急着跑回家，因为要回去帮助妈妈记帐和送发票。他后来回忆说：“这种紧张生活，经常弄得我筋疲力尽，头昏眼花，甚至神经衰弱。不过，这对于我又是一个极好的锻炼，使我后来走出社会以后，不管生活多么艰辛，工作多么繁忙，自己也不怎样畏惧，倒是能够从容对付。”

　　霍英东在皇仁书院读到第三班，算来这已是高中毕业，进入大学预科。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开始进攻香港，霍英东的学业也被迫结束了。

　　在香港沦陷的日子

　　日军占领香港时，霍英东母亲和人合伙购置的“兴和”小火轮给日军征用了，生活没着落，他也失学了。和当时许多人一样，初时靠摆卖家里的衣服杂物度日。不久，生活又迫着他到轮船上去做火伕。轮船是烧煤的，他做铲煤工，这是他的第一个职业，那时他才18岁。

　　霍英东干得非常吃力，回到家里全身骨架像散了似的，倒下床就呼呼入睡了。只干了9个月，在老板裁员时给解雇了。

　　不久，霍英东花了10元日本旧军票，托人介绍到太古船坞抡大锤打铁。霍英东虽然当过火伕，但还是干不了这种要求极严的重活。接着又有人叫他转到风炮铆钉处，霍英东抡起那吧吧直叫的风炮，震得双手一直打抖。于是，又吹了。

　　1942年夏天，日本军队扩建启德机场，征集大量劳工，霍英东经在机场里做事的朋友介绍，进了机场当苦力。工钱是每天七毫半，因粮食奇缺，每人每天配给六两米，扣去二毫，实得五毫半。机场在九龙，早上七点半上班，要提早两个小时出门。傍晚放工，走路回家又得花两小时，每天都干得筋疲力尽。

　　那时，他很想学一门技术，有了一技之长，就不用这样天天做苦力了，但是学什么呢？有一次，他提着50加仑重的汽油桶，因为力气不足，压伤了指头。有一个好心的主管见他身体瘦弱，劝他不如干别的工作，霍英东便趁机提出学开汽车，主管竟然答应了。

　　霍英东真是喜出望外，心想学到技术可以返内地开汽车，离开沦陷的香港了。但那时的人很保守，不愿教。学师的照例要先干一两年杂务，然后才学技艺。他因此只能在旁留心看师傅如何操作，这叫做“偷师”。每当师傅察觉到，便立刻借故支开他，叫他拆电池。当时轿车很少，日本人出入也只是坐货车，晚上停放在机场上。一天，下午5时多了，车已停好，霍英东洗车时，看见有辆车的车匙仍留在那里。他便爬上去，把火打着试开汽车。但刚巧停车时车轮歪斜着，汽车启动撞到另一部车上。日本人知道了，把他毒打一顿，这份工也丢了。

　　不久，霍英东进了太古糖厂，在化验室工作。他做惯粗工，笨手笨脚的，常常把玻璃器皿打碎。想多学点技术，常常弄出点事。一次，和另一学师仔用硫酸学制氢气，并用火点燃，氢气将空气中的氧气混合，轰隆一声巨响炸开了，他满脸玻璃碎片。糖厂的人以为是炸弹爆炸，结果又被厂方辞退了。

　　日本占领香港时，全港实行米粮配给，他又到仓库去干磅米工作，叫做“打哩”，就在西环货仓处上班。初时以为秤大米不难，干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他在这边过磅，仓库在那边验收，还要赶火车运往新界。一批苦力扛着米包排长龙，等着过磅，要称准180斤一包，多了不行，少一些仓库又不肯收，手脚稍为慢些，排队等候的苦力就紧催，这份差事也难干下去。

　　1942年，母亲倾其所有，连金链也卖掉了，和其他13人合股，在湾仔鹅颈街开了间杂货店，取名叫“有如”。其实本意名为“有和”，但登记办证时写得太潦草，误写为“有如”，也就将错就错。

　　这家杂货店由霍英东管理，每天早上六时多开店，洗漱刚毕，顾客便陆续蜂拥而来。有时一下子来十多人，都要招呼妥当，站在路边兜揽住，免得顾客跑到别档去。一个顾客往往要买几样以至十多样，什么蒜头、豆豉、咸菜、咸鱼等等。他拿着秤，手势要快、要靓，不然，顾客便不满意，说给少了。在机场干活虽然吃力，但不必动脑，在杂货店里却整天要料理这样那样。就是吃顿饭也不得安宁，得站着吃，随时准备招呼顾客。

　　到了晚上10时，伙计纷纷放工逛街，霍英东还得留在店里煮酱料、添甜醋，调制酱油。日军占领时期，样样都缺，都得自己制作。深夜12时了，还要封盖好一切杂物。店内老鼠横行，什么都咬，蚝豉、发菜……样样都要收拾好，才能离店。一年365日，天天如此，一个小时也偷闲不得。

　　在这段日子里，霍英东起早贪黑，奔波劳碌，但“那是经营生意的好训练。”由于他细心精明的经营，杂货店的生意日渐兴隆。这段生活，对霍英东是很好的磨炼，他从中获得经营管理的良好训练，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和灵活的处事方法。

重操父辈的驳运旧业

　　但杂货店的工作毕竟是太繁杂、太劳累了。1945年战争结束，万物更新，各行各业逐渐活跃起来，运输业自然急需发展。霍英东和他母亲都看准了这个时机，毅然把杂货店顶给别人，得了7000元，决心重操父辈的驳运旧业。

　　那时摆在霍英东面前的，有两条出路：一是平平稳稳的路，也有过这样的机会。他曾申请到太古洋行，当个文员，已被复信接纳，月薪300港元，这在当时还过得去。文员生涯，“朝九晚五”养妻育儿，只要不出大差错，论资升职，可保生活安定。另一条是坎坷的路：暂时帮母亲搞运输，再寻求别的机遇。这虽前途叵测，但他不甘平淡，终于选择了后者。

　　帮母亲做驳运生意，霍英东管帐，没有工资，但一家人的生活费用母亲全包起。家庭环境仍很艰难，但总算比过去好一些了。要强好胜的霍英东自然不以此满足。他认为，看准和抓住时机找到出路是极其重要的。当时的香港只有一种生意好做，就是处理战后大量物资和沉船。他非常注意宪报上关于战后物资拍卖的消息，及时标购那些只需小修的小艇、廉价的舢板、海军的机器等，然后迅速转卖出去。由于他缺乏资金，难以放手大干。有一次，他看准一批海军机器，并且以18000元中标。他兴高采烈回家请母亲凑钱交款。想不到母亲断然拒绝。霍英东借贷无门，眼看到手的一笔大买卖落空了。人急智生，霍英东找到一位工厂老板，商量租借其仓库存放机器，老板看了机器，同意租仓；霍英东看老板对机器很欣赏，提出可以卖给老板，老板开口愿出4万元，霍英东求之不得，迅速成交。1945年至1948年间，霍英东净赚22000元。这是他在拍卖剩余物资的数年内赚的一笔大数。回忆这段往事，他不无感慨地说，这确是很好的机遇，如果那时我有足够的资金，就可多赚几大笔了。

　　东沙岛冒险

　　1948年，霍英东25岁，正是人生中富有浪漫色彩的岁月。有一天，他听人说：东沙岛一带的海底有大量的海人草，那是制造胃药的原料，何贤在澳门 有间公司收购，每磅1美元。霍英东听了，很想试一试。但未出过远海，又缺乏航海知识，母亲也极力反对，他却下定决心，与别人合股，成立公司。他以刚投标购进的机帆船入股，折价3万元，加上其他人投资，筹得10万元。他在香港长洲招了渔民80人，给了些安家费，连同船员，共90余人出发。

　　那时东沙岛属广东省管辖，出海执照须由广东省建设厅签发。由于未办好出海手续，船到三门关，被海关扣留。船上的工具舢板、锚、救生艇等，海关说是货物，都要扣留。90多人困在船上，滞留了10天，带去的咸肉，咸鱼都吃光了。后来转去汕尾，途中又遇上风浪。所招渔民，多是海陆丰人，汕尾是他们的老家，许多人不告而别，纷纷散走。霍英东只得在汕尾重新招一批人。经过一番周折，才终于启航出海。

　　他们终于到达了东沙岛。船一靠岸，顾不得远航疲劳，霍英东立刻带领船员搬运物资上岸，搭起住所，建立贮存海人草的仓库。能够顺利到达东沙，这对霍英东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他们登上的不是什么“金山”。而是“地狱”。

　　打捞海人草，不像在陆地割草那么轻松。这种海藻生长在三、四米深的海底珊瑚丛中，他们缺少必要的潜水工具，只自制了潜水眼镜，在水底能看见海人草，每个人吸上一口气潜下去，没采到多少海藻就急着浮上水面，靠着船舷喘气了。有时那些珊瑚芒刺，又尖又硬，一不小心就会被割破，还得随时防备鲨鱼的攻击呢！这样浮上潜下的，翻腾扑登了一天，一个人也采不了半筐海人草。

　　当地天气酷热，太阳从早上5点钟就露出海面了，白天气温高达40℃以上，岛上没遮没挡，火辣辣的阳光烤得人的皮肤发疼。海滩被阳光晒得银白一片，眼睛也难以睁开。每人只有戴着黑色眼镜才能活动。在海上采捞海人草时，连竹帽也不能戴，整天任由烈日暴晒。每人只穿着一条三角裤，不出几天，就晒脱了皮。

　　有一次，霍英东他们从海上运海人草回来，突然狂风大作，波翻浪涌，船被打坏了，掌舵的也不敢驾驶，霍英东只好自己把舵，任由风浪漂泊。从白天到黑夜，风没有停止，船也不知道漂到了何方。大家非常焦急。忽然看见远方电筒亮了一下，霍英东知道那里就是东沙岛，真是喜出望外。于是，他和船员把正船舵，向着小岛驶去。这时风浪已经减弱，他们才脱离了险境。原来那灯光是一位伙计拿着手电筒到海边察看停泊着的小船被狂风刮走了没有。霍英东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那一闪的救人之光，我们早就沉到海里喂鲨鱼了。”

　　岛上食用也非常困难，来时带的咸鱼、咸菜不多，原以为可以钓鱼，以鱼作肴，但海上全是大鱼，不到两天，钓丝全给咬断了。每天只吃白饭，饭量特别大。但带去的粮食也不多，十多天以后，就处于半饥饿状态。捱上一个月，许多人脸浮脚肿。

　　全岛能供饮用的仅有一口水井，水量不多，水味半咸半淡，平时水深仅半尺。除了用来煮饭和饮用，只能用少许洗脸嗽口。谁想冲个凉，只好等待老天下雨了。可惜每年十月至次年四月，正逢旱季，下雨极少。从海上采捞回来，个个身上粘粘糊糊的，再和汗水混合，又腥又臭，没有淡水冲洗，实在难耐。更苦烟源断绝，船员们烟瘾发作，只好到垃圾堆里寻找那些早已沤得发霉发臭的烟头，捡来用水泡浸、晒干，再放到锅里炒一下，用纸一卷，聊胜于无。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月，也没见大陆的补给船到来。船员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终于散伙了。

　　霍英东后来只好雇用一批台湾人和琉球人。琉球人很能吃苦，这种非人的生活，他们也能捱得下去。最终靠着这一群特别能够吃苦的人，继续支撑了。霍英东在这个荒岛整整熬了六个月。

　　经管后勤事务的人，只列进帐，没有出帐，海人草陆续卖掉以后，说是仅够各种开支，一分钱也没有赚到。苦熬半年一场空，霍英东那时心情懊恼，但他认为这段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和毅力，对他以后的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只要想起东沙岛的日日夜夜，不管处于怎样的困境和逆境，他也有决心和勇气去克服。

开拓房地产业新天地

　　香港光复时，人口才50万，以后陆续增加到100万。人口剧增，住房严重不足，加上工商业勃兴，形成对土地和楼宇的庞大需求。霍英东审时度势，认定香港房地产业势必大有发展。早在1953年初，他已开始经营房产业，成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

　　那时英国、美国、加拿大及香港地产商都是整幢房屋出售的，由一个公司拥有整幢地产楼宇，非有巨额资金，很难购买，因而房屋不易脱手。过去美国华侨喜欢在九龙深水bu一带购置物业，作为祖业传给子孙收租。从买地、规划、建楼，以至收租，资金周转期很长。霍英东当时是向银行贷款建楼的，要付一分多利息，如果建成了才卖，人家不买，利息承担不起，自己只好“跳楼”。他于是一改过去的作法，将房地产工业化，兴建住宅、写字楼、商场综合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预售“楼花”，并提倡分期付款。这分层预售“楼花”和分期付款的经营方式在当时确是个大突破，此法大受买家欢迎。

　　当时引导买主察看楼宇的人都是有名的“负气佬”，他们对卖主很不耐烦，因为反复带人上高层楼宇介绍房舍情况，一天不知上下多少次，又往往十居其九生意斟不成，徒劳往返。霍英东有鉴于此，编印了小册子，对楼宇情况以及有关出售楼宇新措施广为宣传，便于买家了解，这在当时也是创举，收到良好效果。

　　霍英东精打细算，他算过一笔帐：那时租楼要交顶手费，一般一个单元7000元。一座楼如果以六层计，位置高，价钱可便宜些，一个单元才卖1．4万元，登广告预售，第一期交费7000元，余下7000元，每月缴交不到300元，两年可还清，与租屋无异。但买方却获得一个单元住房，是很合算的。所以广告一出，楼花很快便卖光了，其实楼房尚未开工。从建楼来说，比如建筑费需100万元，首期预付10％，只须先付10万元，以后在施工中分期付一定款数。楼房可卖二三百万元，净赚一二百万元。先收售价一半，这建楼费用早就解决了，资金周转很快。他收足定款后才动工，是万无一失的。但买方仍觉便宜，还是抢着买。往往认购之后，转手卖出，也有利可图。有人早上购个铺位，下午转手卖出便赚了钱。这说明房地产业是很有吸引力的，可把人们手上的钱都吸引到房地产业上来。

　　他首先买入使馆大厦，卖了280万元，赚得不少。以后陆续兴建的楼宇，他带头“卖楼花”，一时地产商纷纷效尤，成为香港房地产市场的一大经营特色。“卖楼花”加速楼宇的销售，加快资金回收，地产商易于筹措资金。那时一哄而起，全港都疯狂了似的，许多人卷进房地产业的旋风里。从1955年到1965年10年间，香港地产业蓬勃发展。

　　香港楼房过去一般不超过四五层。1955年香港政府修订建筑条例，准许建高层，房地产业发展更加迅速。当时香港政府一个星期拍卖12幅地，连续拍卖3年。在这期间，霍英东建起了全港第一座最高的17层大厦，随后几年，大厦遍布港九。在他名下的60多间公司，大都经营房地产生意。他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该会拥有会员300多名，经营香港7成以上房地产生意。目前香港许多富豪，大都是经营房地产发迹的。他的革新措施把香港房地产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就在当时他已预见到房地产业将有更大发展，提出“居者有其屋”的目标，目前在香港，这个目标已逐步实现了。他现在仍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永久名誉会长。

　　房地产业的启动，推动了香港工业的发展。那时纱厂、搪瓷厂、水泥厂、船厂受经济不景气影响，难以支持。但工厂在市区都占地不少，有的纱厂占地几十万尺。这些工厂迁厂卖地建楼，一下子赚了大笔钱，工厂起死回生，又可扩大生意了。拆船厂无船可拆，货仓存货不足，都可卖地转搞房地产。这些重大变化都发生在1955年以后那几年间。高楼大厦一建，其他有关工业便带动起来。1959年香港的纱厂总共才38万锭，但到1967年就拥有90万锭了，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好。南洋纱厂搬到荃湾，一搬就发了。原来厂址所在地段繁荣了，建了楼房便赚大钱。

　　那时大家都争地盘。霍英东拆建利园山旧楼，收购了部分渣甸仓，牛奶公司货仓；海军船坞开投，他也投了标，这都是为了找地盘，建楼房。香港政府还开山填海卖地，他也承办开山填海工程。

　　房地产业不但推动了工业发展，也推动了旅游、商业、饮食业，还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使整个香港繁荣起来。

　　50年代以前，银行是不轻易贷款的，不收存款。汇丰银行早期就不收存款，要经有名望的人介绍才能开户。许多人士的产业，不是早已存足楼款的，而是把所购楼宇按捣（抵押）给银行，向银行贷款购买。楼宇按揭贷款当时便成为银行的主要业务。香港金融也随之日益活跃。

　　现在回头看来，霍英东当时采取的经营房地产业的新措施，在香港经济发展中确是重大突破。它不但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工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从挖海沙到承包工程

　　房地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建筑材料业，目光远大的霍英东，早已放眼于海底沙。掏沙能填海造地，挖深海床，又能取得建筑业所需大量海沙。但掏沙费工多，沙价又贱，盈利少，当时很多人都不愿经营。

　　挖海沙，初时干这行确也相当艰苦。用手工操作，铲沙很吃力，费工又多。每逢煤炭船到，挖沙的工人都运煤去了，就找不到工人。及后每年招标，由几十只帆船承包，3元多一立方码。船主先借一年工钱，往往一次扣不完，尚有余欠，他又要求再借，预支款总还不清。明年招标，又不能不再包给他，因此获利不多。

　　过了一段时间，不愿守旧的霍英东试图改革，他花7000元港币从海军船坞买来挖沙机器，用机械操作，效率大大提高。及后进一步改用机船掏沙，派人到欧洲重金订购了一批先进的掏沙机船，以后又亲自到泰国，向泰国政府港监，以港币130多万元购买了一艘大挖沙船，载重2890吨，每20分钟可挖取海沙2000吨，自动卸入船舱。此外，他还捷足先登，通过投标，承包海沙供应，自此掏沙业迅速发展，开创了挖海沙的新局面。

　　为了扩充设备，增强实力，他收购了美国人的太平岛船厂。从前只有外资吞并中国人的产业，这回却是全港最早由中国人收购外国公司的产业。他还收购了荷兰治港公司的大批工具，从事填海造地，承包国际性的招标工程。

　　过去香港的大建筑工程都是给外国公司承包的，香港建机场，法国公司中标承建。1947年到1948年兴建中国银行，也是英国建筑公司承办。初时霍英东承办建筑工程，有人说，你们不是工程师，又未学会计，肯定办不好。但他却成功地承建了不少工程，从未遭受失败，有的还是难度很大的重大工程，开创了中国建筑公司承办重大工程的先例。

　　最艰巨的工程，是承建世界上第一次设计的海湾水库淡水湖第二期工程。

　　淡水湖的第一期工程是由法国公司承包的。

　　由于亏蚀，承办了第一期，就甩手不干了。霍英东承建的是水库第二期工程，为水坝加高，那是当时全港最大规模的国际性招标工程。开投时，日本十多家公司合投一票，但计价比霍英东高出一倍。

　　这项工程技术要求甚高。水库工程已不简单，何况是在海湾建水库，每项工程要求都很严格。先拦坝抽干海水，坝外面为石，石上要铺五尺厚的沙，由于是斜面，沙铺放时容易冲歪，如何铺好，技术上难度很大，但他终于成功了。在承建许多工程后，霍英东对此更有信心了。

　　除此之外，他承包过上百个项目。做过填海工程，也建过码头、避风港，铺过海底煤气管道以及海底排污管道。

　　他也建造过水翼船。收购太平岛船厂后，他买了一只瑞士制的水翼船，并按其设计制造。烧焊时须将船体翻转，才利于操作。船体很大，如何翻转，很多工程师都感到为难。他们却有土办法，给船体安装上大木轮，即可翻转。

　　雄心勃勃的霍英东还把填海开港的事业向东南亚各国开拓，汶莱开港，槟城填海等工程也是他承包的。他开办的“有荣公司”连续在不少港口城市兴业，与国际上20多家公司竞争，往往稳操胜券。

　　把目光转向大陆

　　70年代在霍英东的生活历程中，是个重大转折。他的经济事业已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时便把目光转向大陆。他一向热爱香港，热爱祖国，坚信中国人的才智甚高，勤奋有为，足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渴望祖国繁荣富强，并愿为振兴中华尽力。但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谈不上经济建设，他只好从体育事业着手，支持祖国尽早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合法地位，使中国体育健儿能登上世界体坛，一显身手，藉此振奋民心，推动祖国体育事业发展。

这与他从小爱好体育、特别是爱好足球运动有关。霍英东说：“孩童时，我便恋上了足球，在五光十色的梦幻中最令我心、醉神迷的，是那驰骋球场，受到万众欢呼拥戴的球星。”入皇仁书院读书时他爱踢小足球，但功课很紧，练脚时间不多。日军侵占香港，根本没有机会打球。

2006年10月29日13:35 　 中国管理传播网

来自香港的星爷——周星驰：请不要叫我跑龙套的，其实我是一名演员！

"我的名字是妈妈取的，我早就问过她为什么给我取这么奇怪的名字，她说是根据王勃的《滕王阁序》'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这句来的。"周星驰说。

在电影《喜剧之王中》，尹天仇反复向人强调这一点：“请不要叫我跑龙套的，其实我是一名演员！”成名后的周星驰曾在1992年回顾当年，"那个时候我认为是一个打击，但现在回想起又不是那个样子。那时我有些好朋友，天天我都对他们谈论表演方法、好莱坞男影星艾尔·帕西诺和罗伯特·德尼罗呀什么的，我的好朋友都说我很努力，戏都知道好多，可惜做的是《四三零穿梭机》，用尽力量都是没什么人来看……"

他说，"那时我整天钻研演技，观察别的演员表演，看好莱坞的电影，对比、思考，攻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那本书。《喜剧之王》里的角色就是我自己的写照。"周星驰时刻都在准备着。"准备好，机会一来，立即发力。"

但是他亦曾对记者这样说，"你知道吗？在那种状态下很享受。别人都认为你不行，你偏偏去研究，完全陷在里面。感觉很孤独，但也很浪漫……就那么努力地研究了6年表演。"

这时的周星驰是缺乏自信的周星驰。"每一天照镜子，就更没有自信了。尤其是在前路还看不清楚的时候，很早期的时候，风格上没有什么机会，也没有什么可以发挥的，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不知道走下去可以有什么结果，那个时候特别对自己没有自信，没有信心。"

后人有比较，与周星驰同期的梁朝伟一出道即光芒万丈，名利随即而来，早在25岁以前名车、华宅、名牌服饰都不缺，而周星驰却曾经在5年里每个月只领大约港币2千元的薪水，经常是入不敷出。

周星驰亦坦白地说，在那个阶段，当时的心态，就是发誓要出位，"不成功便成仁，因为我等得太久了，如果一开始就给个主角给我演，我不会想得那么要紧，我不需要这样来博，不用走这一着险招。"

"我也猜不到观众会骂我神经病骂成什么样，但我觉得没关系呀，因为那时的心态，我就是有一种搏一博的心理。就是在现在，也是有很多演员像我那时那样，想出位嘛。我那时什么都没有，要让人能认得我，我要引人的注意，所以就只能走险招，比较过火，但求搏人一笑。即是险中求胜，我宁愿被人骂到遗臭万年，都不愿演完之后完全没反应。我就是要这样去搏一下，将'无厘头'发挥到尽头。"

1990年，周星驰终于赚到了钱，实现了买新房的计划。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星驰最大的心愿是找到一间豪宅，一家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他投入重金买下了宝云道12号的峰景花园，买入价是475万，在当时也属贵，足以买下两个较小的单位。但周星驰很孝顺母亲，坚决与家人同住在一套房子里，至今仍是这样。

最早拍摄完毕的1991年度贺岁片《家有喜事》，这部电影因为众多大牌明星参与，所以在角色安排上又有些博弈。制片人黄百鸣在自己的书中《独闯江湖》回忆道：

"三兄弟的角色，最早拟定的是林子祥、黄百鸣、谭咏麟；但是后来谭咏麟撞期，心目中的配搭改成：林子祥、黄百鸣、周润发；周润发却推辞了。导演高志森又提出了：林子祥、黄百鸣、张国荣；张国荣OK了，但林子祥这时在美国的房子失火，不能回港拍戏。那么找谁来代替他呢？我与永高的高层开会，大家居然一致提议用刚刚冒起不久的，但人气急升到让人受不了的周星驰。"

"那时周星驰的片酬大约在两三百万之间，当他听到我们要找他演出时，居然狮子大开口，要片酬八百万，来个三级跳。八百万片酬，我们亦一口答应了，只要他肯演出便成。"

黄百鸣认为《家有喜事》是"新院线"制作电影的第一炮，花这笔钱绝对值得。800万片酬请周星驰这件事后来被媒体热炒了一番。加上张国荣复出，这些新闻都使得《家有喜事》未映已先红，声名大噪。

周星驰在《四三零穿梭机》时期曾到黄百鸣的"新艺城"寻求一个拍电影的机会，现在以800万的身价再被请回来，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来自香港的巨星刘德华：真的好想送外卖
　　1961年9月27日，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人们不会刻意地去回想那一天曾给历史带来一点什么样的意义。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里，刘德华在一个远离繁华都市，有着“大埔”地名的农村呱呱坠地。他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声响亮的啼哭，带给这个已有三个女孩的庄户人家几分惊喜，从他们欣慰的脸上可以看出，“香火”的延续正是他们所期盼的。即便没有重男轻女之心，已有三个女孩、想生一个男孩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望着襁褓中那双闪动着灵气的大眼和有点与众不同的高鼻梁，长辈们给他取了个吉利的名字：刘福荣（上小学四年级时改为刘德华）。庄稼人没有高远的奢侈期盼，只想着他长大后能为这个普通人家带来些许福气和荣贵，仅此而已。令人难以料想的是，这个聪颖可爱的小男孩，在随着他日后的辉煌腾达中，竟会给这个家庭，给港、澳、大陆和亚洲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刘德华曾经这样介绍过自己的童年：“我出生在离都市很远的一个农村，那个农村叫大埔。我的祖父世代务农，家道还算殷实。在5、6岁以前，我一直徜徉于大埔的山间野地，追逐山上的小鸟，抓抓野地里的山鸡，这段童年过得无忧无虑。”　　

刘德华一家后来来到钻石山。不知是钻石山风水好，还是刘德华父亲真有经商的潜能，来到钻石山后，他经营的杂货店和冰室果然生意红火。如此一来，家中的人手自然紧缺，孩子们就成了大人的小帮工。当时，刘家已有6个孩子，刘德华虽然排行老四，在男孩里却是最大的，尽管正是爱玩爱耍的年龄，也难免总是被大人剥夺这种权利。因此，每当外面孩子们玩耍的声音传进刘德华的耳际，他便觉得浑身燥热，简直是一种精神折磨。
　　由于经营的是餐饮业，当时的条件又相当简陋，店里根本不可能安装自来水，必须到水井边去提水然后拉回来，于是，这种卖力气的活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刘德华这个小“男子汉”身上。
　　刘德华曾经如此表述那段艰辛的日子：“……我觉得从小开始，我已经很忙了，大概6、7岁时，我就开始早上4点钟起来工作了。我们是卖稀饭、炒面的，就是人家早上起来上班之前吃的早点。店里没有水，我们得4点钟起来去拉水。需要很多水，一直工作到中午。然后去上学。我们家还有一个杂货店，放学回来后一直到10点钟才可以开始做我的功课，一个半小时做完，12点钟之前睡觉，睡4个小时。
　　其实，对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来说，忙一点倒不是最头痛的，最最难以忍受的是——每天堆在那里等着他去洗的成百上千的脏碗筷。当年窝在厨房里洗那实在不愿却又不得不洗的油腻碗筷的情景，刘德华至今谈起还皱眉。

并非店里的一切工作都让刘德华感到深恶痛绝，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让他感兴趣到恨不得申请“专利”的。这项工作对他日后的事业不无启示，甚至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这项令他倍感兴趣的工作就是：为坚城片场的明星们送外卖。
　　就在刘德华天天都想着为明星们送外卖，恨不得“永远”送下去时，14岁那年，家中突发了一场大火。这场大火对他家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烧毁了全家人辛辛苦苦奋斗来的果实，刘德华童年的稚趣也被那火焰的气势给烧没了。
　　大火把家烧没了，刘德华一家人只有迁居蓝田，在那里安顿下来。刘德华的中学时代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刘德华就读的是一所佛教学校，名叫可立中学。刘德华在可立中学度过了514天，纵观他的整个中学时代，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他在童年送外卖时萌生的梦，在中学时代里得到了延伸，虽然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在中学，刘德华利用课余时间学习过剧本创作，也组织过乐队，参加过学校剧社的话剧演出等。作为一个还未成气候的中学生，当然不可小觑。因为，文学艺术融会贯通，学生时代参加的这些活动，肯定对他日后事业的发展有帮助，这是享用一生的帮助。
　　享用一生的帮助并不仅此一项，在中学时，他自己主动学到的一门手艺——理发，可以说也让他受用终生。
　　现在回想起来，不知理发应该排在刘德华众多技能的第几位，抑或说，是他谋生手段的第几招。但在当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对理发一窍不通的刘德华，似乎像一个发狠要把理发作为自己终生职业的人，竟然真的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全掌握了理发技术。

　　这样的一段经历，并不是随便哪个明星都曾有过的。如果刘德华后来没有选择从艺，说不定今天，在香港的哪家理发店里会有一位技术一流的理发师，而“天王巨星”的荣称，就不知旁落谁人了。

说来好笑，他的理发技能离开中学后也没少派用场，多年以后，已经成为演员但还未走红的刘德华，也曾在跑龙套之余，帮过不少明星演员理发。因为他的这门手艺，还为他赢得了电影处女作《彩云曲》一号男主角的地位。
　　说起《彩云曲》，许多人至今都想不起来，但对于自己的处女作品，当事人自然不会忘记。“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刚从训练班出来，没什么名气，所以一直在跑龙套。因为我会剪头发，所以平时除了演些小角色，我也会帮电影公司去做一些造型的工作。我帮过曾志伟、谭咏麟等很多人剪头发，并且结识了很多幕后的朋友。有一天，一个制片人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演《彩云曲》的第一男主角。就这样我得到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刘德华在演艺圈名声大振后，就把美容理发作为自己投资的一个大项目，经过他饶有兴趣地尽心打理，“无名发”美容院总店已成为香港名店，它的分店亦遍布香港各地。
　　一段理发的经历，伴随着刘德华走过了他的中学时代。在可立中学度过了难忘的514天后，刘德华以一A二B一C的成绩顺利通过了毕业会考。
　　有了在校园里跟人理发挣钱的经历，刘德华开始懂事了。他不愿意把暑期生活完全浪费在玩耍中，而是想着要自立，要出去打工，为家庭减轻一点负担。那段日子，他接下了替一个厂家送手袜皮套至另一工厂的活，待遇不算很差，活计也不轻松。刘德华却已经很满意了。
　　每天，他扛着笨重的货物，行走在骄阳似火的大街上，晒得黝黑的脸上大汗淋漓。这样的吃苦受累，是为了省下老板另外支付的车费。不过，每当经过湾仔运动场或艺术中心时，他心里便忐忑不安，总是勾着头弓着背，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去。他不怕吃苦，只是担心被在艺术中心上暑期课的同学看见自己的窘相，丢了面子。
　　打工的艰辛让刘德华体会到生活的不容易，更切身体会到自立的重要。然而，要自立，仅凭力气干活是不行的，还要有丰厚的知识作为垫基。虽然后来他没有选择继续学习深造，而是选择了演艺事业。这个选择是他生命的关键之择，他没有半点后悔。不过，在内心深处，毕竟对自己文化底蕴不厚或多或少有一丝遗憾。
　　正因为如此，成名后的刘德华在许多场合都热情宣传读书的重要，并以自己的偶像身份在母校设立“刘德华奖学金”，给在校学习的师弟师妹们予以鞭策和激励。
　　刘德华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一直在中等徘徊，这让他有点灰心。他曾自述：“中六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便投考艺员训练班，但学的是幕后工作。毕业后，公司和每人都签有一份演员合同，我无可奈何才演戏。”
　　指导老师常说：“吃这口饭的，最重要的是信心和自信，没有这些，就算本身很有才华，也无从发挥，更不会遇上伯乐！”接受了这样的教导，刘德华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着信心。
　　其实，表演艺术有它的特殊性，并不是光有自信就能成功的。比如，有的学员因外形，而有的则因自身条件的局限遭到淘汰。临到快毕业时，就像大浪淘沙一样，当初考入“无线”艺员训练班的40多名学员，走得只剩了20多名。1981年，刘德华以甲等成绩毕业于香港“无线”艺员训练班，顺利地成为一名签约于“无线”的青年艺员。
　　命运之神为他开启了通向艺术殿堂的大门。

责任编辑：孙大勇